浙大黄荷凤院士团队联合中国四大地理区域的27家公立医院，于2019年12月至2023年3月，对10万余名孕妇进行了横断面调查，这是迄今中国规模最大的围产期心理健康调查。
基于10万例样本大数据，研究者探讨产前抑郁流行病学及相关因素研究，在《Science Bulletin》（综合性期刊一区，IF=21.1）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产前抑郁症，被称为“孕期的沉默杀手”，是围产期孕产妇发病率和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诱因。中国目前可得的产前抑郁患病率数据有限，因此，有必要开展一项大规模、多中心研究。
这项研究以统一研究方案和标准化调查问卷形式，在孕晚期产检就诊中，由经过培训的研究助理邀请孕妇参与并填写问卷。
展开剩余76%每4名孕妇就有1人受产前抑郁困扰
2019 年 12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共招募孕周 28–36 周的孕妇 100,020 名，其中东部 75,509 名（75.5%）、南部 14,138 名（14.1%）、北部 7,225 名（7.2%）和西部 3,148 名（3.2%）。
总体患病率：轻度产前抑郁风险（EPDS>9）达25.8%；中重度产前抑郁风险（EPDS>12）达11.4%，每4名孕妇就有1人受产前抑郁困扰。
经济越落后牛360配资，抑郁风险越高
地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北部最高（轻度30.8%，中重度15.7%），东部最低（轻度24.5%，中重度10.6%）。
同时患病率与人均GDP呈负相关（经济越落后，抑郁风险越高），且线性趋势检验显著。
图1 2019–2023 年各地区调查点产前抑郁患病率与人均 GDP
孕妇产前抑郁的相关因素
尽管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略有差异，但年家庭收入低、睡眠质量差、配偶及岳父母支持不足、意外妊娠和多胎妊娠在所有地区的女性中均被一致识别为产前抑郁（EPDS>9）的主要影响因素。
丈夫支持水平低，抑郁风险增加近5倍
家庭支持是核心保护因素。其中，伴侣支持最关键：
低伴侣支持孕妇的抑郁率极高（51.4% EPDS>9；33.1% EPDS>12）。 低伴侣支持EPDS>12抑郁风险增加近5倍（aOR=4.92, 95% CI 4.57–5.29）。其他家庭支持：
父母支持不足：EPDS>12抑郁风险增加近3倍（aOR=2.92）。 公婆支持不足：EPDS>12抑郁风险增加3.2倍（aOR=3.22）。交互作用分析表明，伴侣支持是在降低抑郁风险方面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伴侣支持能显著缓冲低收入、低学历等风险：低收入+高伴侣支持组（中重度12.1%） vs 高收入+低伴侣支持组（中重度29.7%）。
图3 在不同配偶支持水平子组内，按母亲受教育程度(b) 、母亲就业状况(c) 、母亲年龄(d) 、家庭收入(e)、分层的产前抑郁症状患病率
历时5年，黄荷凤院士团队联合全国11省市的27家医疗机构，完成这一重要研究，首次通过覆盖中国四大地理区域（东、南、北、西）的10万孕妇大样本调查，揭示产前抑郁的流行现状与影响因素。
横断面调查只是开端，为后续研究提供病因线索。未来，课题组将进一步推进产前抑郁预警模型的开发与纳入家庭核心成员干预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围绕围产期女性心理健康领域，持续产出系列高水平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Zhang C, Duan C, Liu H, Xu H.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antenatal depression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a 100,000 population-based study. Sci Bull (Beijing). 2025 Jun 28:S2095-9273(25)00666-8. doi: 10.1016/j.scib.2025.0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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